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单人折叠床家用成人，以及折叠单人床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详情介绍：
用“散装卫生巾”的人
实习生 刘昱秀 澎湃新闻记者 任雾
“散装卫生巾”的热搜评论刺痛了阿莱。
那句“我有难处”，让她想起贫困的青春期，自己为了省下一片卫生巾，是怎样把塑料袋垫在内裤上，再垫上一层纸，来应付那个“说不出口”的烦恼。
草纸包不住秘密。经血会从纸边漏出，渗透在裤子上，引起调皮的男同学的嘲笑。为此，每次月经到来，她都如临大敌，不想去上学。
志愿者马婷见过更多局促不安的眼神，来自乡村的留守女童。第一次来月经，女孩们以为“得了病，就要死了”。
还有一些癌症病人，卫生巾是她们的日用品，买来的散装卫生巾可以堆满整个房间。
被“月经贫困”话题串联起的，是一个个隐秘的角落，和难以言说的苦楚。
网店贩售的散装卫生巾。
在散装卫生巾商品问答页面，店家称有工厂消毒证明等证件。
贫穷
“穷”深刻印在27岁的阿莱记忆里。父母务农，家里姐妹四个，吃饭穿衣都紧巴巴的，卫生巾就像是奢侈品。
小学六年级，升学考试，要交补课费50元。父母拿不出这笔钱，阿莱只得硬着头皮去上学，假装忘记带了。她的名字因此被记在教室的后墙上，整整一个学期。哪怕后来补上了20块钱，她也再不想上那堂课了。
六年级下学期，她月经初潮，不敢张口问父母要钱买卫生巾。小卖部的卫生巾平均一片要2毛钱。母亲买来的基础款20片，她能用上半年：卫生巾上面铺上草纸，一片用一天也不换，经血少时，就把塑料袋垫在内裤上，再垫上纸。
这个秘密让她看起来很不自然。每当放学，她会把书包带拉到最低，好让书包遮住渗到裤子上的血渍。总有几条裤子被洗到褪色，也洗不掉那些浅黄色的污渍。
这样的经历王惠也有过。她已经博士毕业，是3岁孩子的母亲，至今保持一个习惯：月经期尽量不出门。
她的少女时期在青岛的一个村庄度过。农村小卖部售卖的月经棉臃肿不堪，像一根油条，吸水之后变得又硬又窄，经血常会侧漏到裤子上。
可是这样“不好用”的月经棉，家里也没有存货。上中学时，她的父母月收入不到500元，妈妈为了省下卫生棉给她用，常常用红色的草纸折一折垫着将就。
从王惠的村子到县城坐公交，车费只要一块钱。但很多人一辈子没去过几次县城。直到读高中，王惠才见到县城超市里卖的那种有名字的卫生巾。它们看上去那么洁白轻盈。
王惠不想比她小8岁的妹妹经历类似的窘境。读大学兼职的钱，她每次补贴给妹妹，都一再嘱咐，“买好一点的卫生巾给自己用”。
她觉得，“经历过贫困，更能感同身受”。
“耻感”
还有一些少女，被来月经的“羞耻感”强烈地包裹着。
大学生赵嘉曾去到贵州凯里的乡村短期支教。那里的老师很少，孩子们大多是留守儿童，跟爷爷奶奶一同生活，他们看上去腼腆又好奇。
赵嘉支教的一个月里，“100个孩子里有30个” 只换过一套衣服，有的人校服袖口皮筋松了，蓝色校服袖子变成了黑色，也没有换洗。
她教的是英语，孩子们大多发音不准，她会将那些听写不认真，发音不对的孩子留下来，给他们补课。其中有一个五年级的女孩，聪明早熟，教过的单词跟读几次就能背诵，但就是不愿意好好学，经常被她留堂。
一次放学，她看到女孩裤子后面脏了，以为坐到什么脏东西。女孩难为情地小声告诉她，自己卫生巾用完了，拿树皮纸垫的，家里妈妈妹妹也要用卫生巾，不好意思开口要。
赵嘉回到宿舍，把自己带来的一整袋卫生巾都留给了女孩。支教团聚会时，她提出给孩子们上一节性教育课。
她们约出班上发育较早的十几位女孩，给她们讲月经是成长的正常现象，怎么和家人开口，怎么清理保持卫生。
赵嘉惊讶地发现，女孩中只有一个人的家长讲过为什么来月经，并且教她如何使用卫生巾。
而其他孩子的家长，从未和孩子提起过生理卫生常识，甚至会批评，“来个月经就不能干活？变娇贵了。”一些孩子为此来了月经，也不敢和家人讲。
在爱小丫基金会做了七年志愿者的马婷，给留守女童发了三四年的卫生巾“小丫包”。走进那些贫困县的中小学，她明显感到女孩们来月经的“耻感”，这些家庭普遍贫穷，父母去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打工，相比男性，女孩是家中被冷落的人。
来月经后，女孩们偷偷把自己不穿了的秋衣、秋裤裁剪成布，当作卫生巾使用，也不会告诉爷爷奶奶。不少农村女孩8-9岁才上一年级，到了四五年级会经历初潮。在月经期间，也要帮家里干活，放牛放羊。
马婷感到，这些未得到关照的心在忐忑地等待着一句安抚。
“春柳”
给留守女童上性教育课时，每当讲到“月经”“性”等字眼，孩子们都低下头。
志愿者会告诉她们，来月经，是“你们长大了，成熟了，能替家里分担了，是好事情” 。
志愿者问，听懂了吗，底下一片沉默。
课后，他们给孩子们发放小卡片，收集听课反馈。在卡片上，孩子们留言说， “感谢老师，懂了怎么保护自己。”
从2017年开始，上海仁德基金会发起“春柳计划”，给四川和陕西的留守女童提供生理期关怀。秘书长王宛馨说，项目起初是给偏远地区的女童普及性知识，但在调研过程中，他们发现，生理期问题是六至九年级留守女童的主要烦恼。
除了卫生包，春柳计划还给女童们送去生理知识的课程，和关爱陪伴。
王宛馨说，项目起名“春柳”，也是寓意女童如春柳般羞涩娇弱，缺少面临生理及身体变化的勇气，但终究也会茁壮成长。
仁德基金会发起的“春柳计划”。
困境
至今，三山家里还堆放着一大箱散装卫生巾，20多元100个，静静地待在储物间的一角。
散装卫生巾的使用者是外婆。2018年，外婆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自此家里买过的散装卫生巾不计其数。
外婆没用完的散装卫生巾。
宫颈癌晚期患者的阴道和肛门会不断分泌血液、炎症脓水和脱落的癌症组织。患者卧床时，臀部垫着护理垫，再穿一层成人纸尿裤。因为纸尿裤透气性不足，频繁的穿脱不方便，很多患者家属选择用卫生巾替代纸尿裤。
卫生巾垫着臀部，吸收分泌物，不必与下体直接接触，对患者来说更舒适一些。
尽管散装卫生巾不贵，但白天每隔一个小时换一次，晚上三四个小时换一次，一周就能用完近百个。频繁更换卫生巾，三山外婆心疼，她趁家人不注意时，替换卫生纸垫着。
家人也不想让外婆忧心。癌症晚期病人吃的药物艾坦一盒4000多元，医保无法报销，他们瞒着外婆，说一块钱一粒。
外婆吃的药。
照顾卧床病人的活很辛苦，几个小时陪上一次厕所，几个小时买一次饭，一天换几次衣服，都要清清楚楚。担心别人照顾不上心，家人没有请护工，就三山、妈妈和舅舅倒着班看护。
每天上班前的5：00-9：30，三山去医院，到了9：30妈妈再来换班。等到妈妈上班时，就是三山和舅舅倒班。
妈妈的工作做一天休一天，常常是她下了班就直奔医院过夜，一个月回家一次，在医院里睡了两年的折叠床。
每次为外婆清洗完分泌物，他们都会擦上消毒用品，扑上产妇用的松花粉保持干燥。同病区的患者中，只有外婆从来没有长过疹子，因为卫生巾更换的勤。
三山分不清外婆是装作乐观，还是对自己病情并不清楚。她总是说，一个人在医院就可以，赶着家人离开。
老家房子那整条街都是纺织厂和服装厂，外婆年轻时在棉纺厂工作，喜欢做手工。三山还没结婚，外婆就开始给她将来孩子的做枕头了。
生病的第一年，她还偷偷地给三山做棉拖鞋，恨不得把她一辈子的棉拖鞋都做完。
外婆给三山缝制的棉拖鞋。
今年5月，外婆昏迷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给三山未来的丈夫包红包。半夜里，她醒过来，抓着外公的胳膊清点崭新的纸币，整整齐齐地包好，放在枕头底下。
这之后，她再也没有醒过来。散装卫生巾，让三山想起外婆。
在我国，每年宫颈癌新发病例多达10数万人。有售卖散装卫生巾的网店店主向媒体透露，他们的商品大多流向北京、上海这样一线城市的肿瘤医院。
散装卫生巾就这样连接了发达和贫困地区的不同女性的境遇。
13岁时，贵州女孩雅倩曾与身为扶贫干部的妈妈去到农村。在一个贫困户家里，她发现自己来月经了，对方找来一块棕褐色的粗布给她，说她和孩子都用这种月经带。
她也跟随母亲去到医院，在妇科病房，盖着脏污的被褥的妇女被问到病情，难以启齿。母亲告诉雅倩，有人来例假时使用了不洁的卫生品，被感染了病菌。
在王宛馨看来，散装卫生巾的话题被热议，也许能让大家关注到这些女性的困境，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责任编辑：黄芳
他上了个假大学，却逆袭成功
作者 | 刘言
萧博取得的证书。受访者供图
萧博（化名）上了个假大学。学校只有两栋楼，六七十个同学，课上教授的是高中知识，“一点都不像大学的气氛，感觉比高中还小。”
来自某中部省份的萧博在2017年的高考中失利，离本科线差了几分，他想复读，却赶上了下一届高考课程改革，复读班为了升学的比例不愿接收他。
正难过时，萧博的家长接到了一个招生老师的电话，自称某名牌大学招收预科班，可以“先上车，后补票”，通过学校内部组织的考试就能“升入”该重点大学，只不过学费要10万元。
家人为他报了名。“我当时没什么经验，也不懂，也相信了。”来到学校以后，萧博隐隐感到不太靠谱。那年年底，他想报名英语四级考试，却怎么都不成功。按照高中同学的指点，他试着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上查找自己的学籍信息。结果并没有。他更加怀疑学校的真假，还告诉了两名同桌，他们却对学校深信不疑，“感觉我是去破坏他们的大学之路”。
面对疑问，学校负责人搪塞他，这是个预科班，最后的考试通过才能成为那所名校的正式学生。
萧博开始在网上查“过来人”的经验帖。他发现，媒体曾报道过，一些不法分子假借“预科生”名义进行招生，实际上相当于高考复习班，考生根本未取得录取资格，需要在下一年参加普通高考或者成人高考被录取后才能获得学籍。
“赌这个班的真实性跟赌博没有什么区别，不如及时止损。”他申请了退学，由于缺乏社会经验和法律知识，只能“死缠烂打”，学校负责人退还了1万多元。
萧博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他担心，这次上当让家人自责，就向家里隐瞒了这个消息。
“难受、焦虑，还有沮丧，只想逃避这一切。”这个当时只有18岁的男孩，只想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避免遇到熟人， “毕竟碰到考上大学的同学会非常难受”。就这样，2018年初，他来到了北京。
地铁上，萧博打电话的口音吸引了一位同乡。这位同乡是一个大专毕业生，那时刚考上公务员，他热情地邀请萧博去接替他的职位，去北京一所985高校图书馆里的咖啡馆打工。
“感觉他是非常厉害的人，也很激励我。”萧博答应下来，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萧博了解到的一条道路。“我们国家的教育制度，始终会给一个想读书的人读书的机会，尽量弥补你和别人的差距。”
就这样，他下定决心迈入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的大门。这天是2018年3月17日，北京结束了145天的无降水记录，迎来初雪。但一切喜悦都与萧博无关。前来这里进行自考现场确认的人流里，大都是三四十岁的成熟面孔，只有几个看上去像是自己的同龄人，萧博心里又难受又迷茫。
对萧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多个辅导机构的数据显示，自学考试的通过率仅有10%左右，多数人没有坚持下来。而他为自己制定了更高的目标——5年内通过自考拿到本科学历、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以下简称“法考”）并考上研究生。后两者的难度甚至更胜一筹。
像种子一样默默生长
之所以报考法学专业，萧博的原始动力就来自这次被骗，“不懂法没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但这个选择并不容易。法学的知识体系庞大而繁杂，他需要一边工作，一边在2年内完成法理学、刑法学、民法学等16门课程的学习，每半年通过4门课程的统一考试。想要最终获得学士学位，还要通过论文答辩，并在此之前取得专科学历。为此，他还参加了成人高考，同时进行法律文秘专业的函授大专的学习。
萧博工作的咖啡馆并不大，藏身于一所985高校的图书馆，只有十几张卡座。老板感动于他的努力，同意他把仓库收拾出一个3平方米左右的小隔间，支起一张折叠床，解决了他的住宿问题。除去吃饭，他一月能省下四五千元。
早上7点开始，陆续就有学生来图书馆学习。煮咖啡、做三明治，萧博也忙碌起来，手里的活不停，耳机里播放着法考课程的视频声音。高峰期过去，他就坐下来，打开书本，不断重复朗读知识点，反复听课程、“磨耳朵”。尽管每天要待在咖啡馆15个小时，他能从中攒出4个多小时的碎片学习时间。
时间久了，常来咖啡馆的学生都知道这里有一个在准备自考的店员。他们有时会和萧博聊聊学习，谈谈家常，有的学生考研、法考上岸，还会把不用的资料和二手书送给他。
在和他们的交流中，萧博感受着大学生活的不同。与普通高校里的期末考试不一样，自考的成绩不包含“平时分”，“不会有人用平时成绩给你加上去，如果没考过，这半年的努力就是作废了”。试卷则来自题库的抽题组卷，也不会有老师划重点、给PPT，题目很有可能出自书本的犄角旮旯，这就要求他在半年内要对一本书的知识点全方位掌握。平时的学习中有疑问，他也无法找老师请教，只能在网上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检索梳理，自己探寻问题的答案。
压力还来自于学习中的自我怀疑，“有的时候努力地学习了一本书，但是最后回想起来好像只能记起一点点，那时候就会怀疑是不是比别人笨，是不是天赋就不如别人。”很多自考生选择了放弃。
平衡工作和学习也是一个难点。有时他刚刚进入学习的忘我状态中，突然有人过来打断他，要买咖啡。为此，他把学习时间压缩到夜晚。图书馆每晚10点闭馆，萧博9点半就赶着把店里收拾好，打扫干净操作间，早早睡觉。第二天凌晨3点多起床，坐在店里开始一天的学习。偌大的图书馆只有一盏台灯亮着，走路有巨大的回声，“寂寥无人的感觉，会让人感到绝望和落寞。”
每当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他就逼自己放下书，到操场上撒欢。一边跑步，一边在空中挥舞手臂，像打拳击一样，“旁边人看我像在发疯。”畅快地发泄完，他再回去继续复习。
萧博还要瞒着家人，不让他们担忧。每到寒暑假，学生都回家了，他还要留下来进行扫尾工作，对账、盘库，记录原材料能放多久，快过期的则要拉走销毁。如此一来，他就要比别人晚走半个月。他总是告诉家人：“大学里的老师对我很关照，想让我多学习一段时间，让我留在学校晚点回。”
“告诉了他们，也不可能改变现在的处境对不对？”萧博反问，“不如让自己埋在黑暗的土壤下面，像一颗种子一样默默地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个参天大树。”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萧博也总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不像正常在大学里，一学期的努力有可能会为你拿到一张奖学金证书、三好学生或者其他人的肯定。但我得不到，没有反馈，只能孤注一掷，等结果被证明。”
2019年底的一个凌晨，他看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在法考培训中的一段话。
罗翔讲述了辅导司法考试的一个学生孙志（化名）的经历：高考没考好，被人骗了，有人跟他说，你只要交钱，就可以先上车后补票。后来他进入一个学校读书，有学生证、饭卡、学生宿舍，四年后也有毕业证，但最后发现毕业证是假的。这个考生考上研究生、通过法考后，因为毕业证是假的，都作废了。
萧博内心只感觉：“这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啊！”
“如果你是这个学生，你会怎么办？你会崩溃，你会发狂？你会仇恨这个世界？你会自暴自弃？”萧博听着屏幕里罗翔的一句句反问。但故事的结局是，孙志用一年半的时间通过了本科自考，又重新参加法考，通过了，又再次考上了研究生。“很多时候大部分同学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自暴自弃，是一种选择方式，但是另一种选择方式就是振作。”
“我们登上并非我们所选择的舞台，演出并非我们所选择的剧本。”这是罗翔常引用的古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名句，“我们这一生中其实自己能够决定的东西很少。我们可能能决定百分之五的东西，但百分之九十五的东西是我们决定不了的。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出身，我们决定不了我们的智商，我们更决定不了我们这一生的贵人相助。”罗翔说。
他鼓励学生们，“你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弃演，一种选择就是把既定的剧本给演好。”
2020年3月，已经参加工作的孙志也看到了这段视频，“感觉说的应该是我”。他给罗翔写邮件，感谢他曾告诉自己，经历一些挫折是为了更好地体会人生的意义，“我一直记得这句话，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继续坚持。”
罗翔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事实上，孙志仅考研就参加了3次。第一次因为毕业证的问题成绩作废。2016年，他第二次考研，结果进入复试后，他被学校告知，他的自考还没有取得本科毕业证，属于同等学力考生。而该专业并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他的复试资格也随之被取消。在寻找调剂院校的过程中，罗翔给了他一些帮助和指导。但那几天他“打了好多电话，一说是自考的就不要了。”
孙志选择再战一次，2017年，他终于考上了一所985高校。
萧博感到，这段视频像一束光打到了自己的世界里，他从孙志的故事中看到了希望，坚信自己也能成功。
事实上，他的身边从来不乏奚落和嘲讽。有的人觉得，只为了一张自考本科的文凭，他没必要选择这么难的专业，根本来不及考完；有的人嘲笑他，正儿八经学了4年的本科生都不一定能考过法考，他“净想美事”。
罗翔的视频截图。
将希望传递
“我没有弃演，在奚落与嘲笑中，遍体鳞伤地舞动出了自己的华尔兹。”萧博后来这样形容那段经历。
2020年初，萧博陆续通过了自考课程的考试。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咖啡馆暂时停业，学校也开始限制校外人士出入。他租不起房，回了老家，又投入到法考的备考中。根据法考的改革方案，他幸运地成为了最后一届有资格报名法考的自考生。
这是难度更大的一门考试，有报道称，其通过率在10%左右。“很多课程比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是自考时没学习过的。”每天晚上6点，萧博骑着电动车出门，送外卖到晚上10点，以满足自己吃饭和购买学习资料的开销。回家睡到3点继续起来复习。
相较于自考的教科书，法考的内容更新换代很快，这要求他把自己印象中的一些知识清除出脑海。比如，当时刚出台的民法总则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调到了8岁，但在自考的书中还是10岁，“很多知识点比较陈旧，甚至能差10年左右”。
他坚信勤能补拙。除了听课，萧博每天要做100多道习题，把错误的题目总结出来，放在一个文档里，标注是哪一个知识点、在书上哪一页，关联的知识点是什么，每晚睡前进行复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做了1.8万道选择题，记了4个错题本。
2021年，他一次性通过了法考，他还特意去当年那所“假大学”看了看，那里早已人去楼空。学校旁便利店的老板告诉萧博，他退学半年后，学校就被勒令关停，负责人也被警方带走，“比起拿回我的钱，看到他坐牢，受到应有的惩罚更让我感到高兴。”
他再次收获了自信，去年报考了一所985大学的全日制法律硕士。相较于专业课，他遇到更大的难题是英语。萧博几年没有学习英语，只有高中的老底子，为了通过“考研英语”，他还是用了笨办法——线上找课程，大量地练习，他笑称自己学的是“应试英语”。
今年3月，他进入了复试。自考本科的学历让他在考生中颇为显眼。有老师特意问起这一点。“我就如实说出来，不去掩盖什么。”讲述过程中，复试的老师们会时不时点头，在他们的微笑和目光中，萧博读出了善意和期许。尽管因为紧张，他的回答有些结巴，但他相信自己展示出了“努力向上的精神以及一路走来的勇气和坚持”。
3月31日晚上，长期的焦虑和学习养成的作息习惯让萧博在凌晨3点半醒来，在这个于他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打开了那所高校的网页。萧博的名字出现在拟录取名单上。屏幕前，泪水已经铺满了萧博的脸。他的“五年计划”终于完成。
回想自己一路以来的经历，他花了半个多小时，用手机一字一句地打了一段近700字的留言，发送给了自己的“网课老师”罗翔。“孙志的经历激励了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成功了，也要向罗老师报告我的心路历程和取得的成果。希望能向更多人说明，永远要把理想主义放在心头，为自己的梦想付出脚踏实地的努力。”他解释。
“2023年，草薰风暖，少年昂首阔步走向未来。学生也将做一束光，更愿意做萤火，将希望传递。”萧博这样写道。
3月31日早上6点51分，罗翔将萧博的留言转发在自己的公众号“罗翔说刑法”上，此后的几天时间里，3万多人为他的故事点赞。
“包括自己在内，人生难免灰心沮丧，所以我们需要彼此鼓励，彼此祝福。”罗翔说。
来源： 青年观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