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被这个神话故事迷住了，他就此提出了一个关于“事物变化的逻辑问题”：如果忒修斯之船上的木头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
之后几个世纪，西方思想界有无数哲学家对此进行过讨论。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后来对此进行了延伸：如果用忒修斯之船上取下来的旧木板来重新建造一艘新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忒修斯之船？还是说有两艘忒修斯之船？那么，在如今可以用机器仿造产品的大背景下，仿制是否会抹灭创造的灵魂呢？
这些“高仿货”让奢侈品牌和相关的知识产权律师们烦恼不已。他们称购买它们的消费者为“假面大师”。
几年前，我就开始买能以假乱真的高仿包了。在我看来，这种行为算是一种无意识的疯狂。2021年初，当我被铺天盖地的疫情报道弄得感觉超载时，我有点内疚地把目光转向了新闻网站右边空白处的一则广告上：模特Kaia Gerber深情款款地挎着一款Celine凯旋门包（Celine Triomphe）。进一步了解后，我认为，这款普普通通的方形小包无论如何都不值2200美元。于是，我退出了购买页面。
作为成长于美国的华裔移民家庭，我从小接受到的教育是，每个月吃一顿必胜客，就已经算是挥霍了。我不想成为那种贪图奢侈手提包的人。我一直都明白，这些东西不属于我的生活，就像成人礼舞会和私人飞机那样。但是，几天后，当我依旧困于居家隔离之中时，我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在谷歌搜索栏敲下了一行字“买便宜的Celine凯旋门包”。就这样，我找到了一个由A货爱好者组成的Reddit社群，大家会在这里推荐交换自己手上“值得信赖的卖家”。你可以从他们那里买到Chanel 2.55、Loewe Puzzle，甚至是Hermès Birkin。他们承诺说，这些包与正品没什么区别，且价格仅为正品最低建议零售价的5%左右。
但过去十年，一种新式山寨包从中国涌现。它们的品质好到惊人，可以像沙子穿过筛子一样，顺利地通过海关关口。而且，正如许多买家在转售时的愤怒所证明的那样，他们甚至可以骗过最训练有素的眼睛。国际反假冒联盟（International Anti-Counterfeiting Coalition）主席鲍勃·巴切西（Bob Barchiesi）告诉我这个问题如今普遍了，甚至是某些品牌的当季新品也能快速被仿制出来了。
如今，假货市场已经庞大到不足为奇了。
2016年，一名弗吉尼亚州女子因从百货公司购买价值40万美元的名牌钱包、退回高仿品并转售真货牟利而被判刑，而售卖这些假包的商店在被抓前已经开了好多年。去年，真人秀节目《比弗利娇妻》里的一位主演，珍·沙阿（Jen Shah）因电话营销骗局入狱前，警方突袭了她家，发现了一架又一架的Louis Vuitton手提包，真假混杂。
新冠疫情期间，高仿包的日益走红，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隔离引发的不满，疯狂的经济刺激，这些都带来了报复性的消费。外加社交媒体平台上网购额的增加，消费券的发放等等都让消费者对高仿包的关注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特别是现在，面对激烈的通货膨胀，一位消费者原本特别想要购入一款售价高达1万美元的手提包，当他看到一只高仿品只需100美元时，他们会立马下单。
我给一位自称Linda的卖家发了微信。跟“Aadi“、”Aooko”和“Zippy“这类名字相比，她的名字看起来最不像骗子，也最不容易让我上中情局的监视名单。她立刻给我发了十几张Celine凯旋门包的实拍图，并跟我保证说，她的货不光有质检证，还有装运前的照片。一款高仿包的售价约为915元人民币(132美元)。她问我要哪个颜色？
我犹豫了几天，然后发消息给她：“我要奶油色的”。当时是中国时间的凌晨，没过几秒，Linda就给我回了消息，“搞定。”大约三周后，这款包就会送到我家。
此外，仿制品几乎是伴随着服装发展史而跟进的。在工业化生产到来之前，在手提包作为配饰被普及之前，仿制其实是服装制作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富家女子会观察最新款的服装，然后要求自己的裁缝制作出同样的版型、腰线或袖子。直到19世纪，服装得以大规模生产之后，设计师们才开始对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模仿自己而感到不满。
1951年，美国作家萨莉·伊塞林 （Sally Iselin）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描述了巴黎势利的购物文化。但她观察到，尽管在法国的高定界，“山寨”是一个肮脏的词汇，但来自罗马的裁缝大师还是很乐意为她制作一些要价更低的同款舞会礼服。
五年前，原本在上海从事房地产工作的Kelly厌倦了每天要花费过长时间在通勤路上。她决定辞职。如今，在广州居家办公的她经常一边在手机上回复客户消息，敲定一笔Gucci Dionysus或Fendi Baguette的交易，一边为8岁的女儿做午饭。Kelly用中文告诉我，有关奢侈品包袋的一切，如华贵的皮革、热印、手工缝制等流程，肩带、 五金、螺纹、锁扣等有关细节都太繁琐了。但她自己现在能够很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作为A货销售代理，Kelly一个月能挣3万元人民币（约合4300美元），不过她还听说过，一些一线代理一个月能挣2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一年能挣大概35万美元。
生意好的时候，Kelly一天可以卖出30多件质感良好的Chloés和Saint Laurents手提包，客户主要是美国女性。她告诉我：“如果一个包能被认出是假货，顾客就不值得买它。所以我只卖质量高又价格实惠的包，一般售价在200美元到300美元左右。”Kelly能从每笔交易抽成45%，其成本主要有运费和亏损。其余的钱则由制造商方分摊，其成本一般有间接费用、原材料费和工资。如果有客户向Kelly下单了一个铂金包，她会联系制造商。大概在一周内，后者会把客户要的铂金包从仓库运到一个没有标记的运输箱里。
广州是全球高仿包的集散中心。专家们认为，这些产品能这么快做出来，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高超的制作水平；二是成熟且完善的制造体系。后者的创新之处恰恰也在于其供应链的杂乱无章，扁平化，且难以追踪。
Harley Lewin是一名知识产权律师，也是2007年《纽约客》杂志的某一位访谈对象。他经常去全球各地深入调查不同行业的内幕。Lewin告诉我，他越来越像是间谍小说中的那位“总控”，坐在房间里，试图根据截图和聊天记录找到“坏人”。Lewin解释说，制假活动不再是金字塔形状的等级制度，且有地位更高的老板参与进来，“现在它被分成了不同的板块 —— 财务、设计和制造，且板块之间不互相关联。所以如果你破坏了其中一个板块，他们很可能会在十分钟内把它换掉。而且你逮捕的人几乎不知道谁是组织者，这个体系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至于这些高仿品是如何做到以假乱真的，观察过工厂内部的Lewin说，是高超的制作工艺和优质原材料相结合的结果。一些制造商会专门前往意大利，在知名品牌购买皮革原料的地方采购皮革；其他人则会购买正品，带回国，交由资深工人一起深入观察其制作工艺。
考虑到这些产业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关停产业后地方当局可能会面临的尴尬，以及中国与西方国家政治关系不断恶化的现状，中国政府几乎没有动力关停这些产业。 “他们会避税，”卢因说。“工作条件很糟糕。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以极低的成本生产出高质量的假货。”有趣的是，西方精打细算的买家其实还是会争相网购这些商品。
如Kelly所说，“187工厂”听起来像是一种品牌效应，但它不过是一家小型工厂，是各板块都配合默契的产业链中的一环。在功能上，它与其他用同样的搭扣和图案制作高仿品的工厂没什么区别。因此Kelly总是会告诉客户，“你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同等质量的包。”
尽管如此，许多买家坚称，他们必须拥有一只来自“187工厂”的高仿包。一些人甚至告诉Kelly，他们已经攒了几个月的工资，就为了买一只由187工厂生产的包。奇怪的是，这种购买思维跟那些购买正品奢侈品包袋的狂热消费者们近乎一致。
经由RealReal出售的名牌手提包要经过多轮审查，包括X光检查和精确到毫米的字体测量等。一位匿名受访者告诉我，有时候，一件商品可能正因为它过于完美、太符合要求了，所以你一看就知道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还补充说，触觉和嗅觉也可能会起到辅助作用。这位受访者所在公司负责销售业务的副总裁Rachel Vaisman说，如果怀疑寄货人意图诈骗，公司会联系执法人员。
但一位鉴定人也承认，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绝对。
他告诉我，仿制品的质量“正变得越来越好，已经到了需要检查内部蚀刻，或者针脚是九针还是八针的地步。有时候你真的完全找不到疑点，它就变成了一场耗时的鸡蛋里挑骨头的游戏，你要对比其他网站上的照片，然后自问，‘这个硬件看起来像吗？’”他和他的同事们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出现在他们办公桌上的假货如此逼真：“我们怀疑这些包的原料可能就是由Chanel或Hermès 的工作人员顺回家的真皮。我认为真正好的皮革肯定来自于公司内部人员。”而且，每当一个品牌改变自己的设计时，就像快时尚品牌经常做的那样，这群鉴定人一下子就会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境地。
尽管美国当局也英勇地试图找出假货的源头，仅仅在2022年就查获了30多万个假皮具。但是假货的进口数量是相当庞大的，该市场大概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繁荣行业。这意味着，当局检查出的假货仅仅只占据整个市场的5%。
有点扫兴的是，就像我在网上买其他东西时的遭遇一样。包装盒寄到纽约，落在我的膝盖上之前，曾穿越阿布扎比，更有趣的是，它还行经了法国和意大利的航运枢纽网络，因此包装盒已经有些破损了。我撕开包装纸，取出了这只包，肉眼几乎看不出任何区别。我仔细地数了一下针数，量了尺寸。从触感上来说，皮质摸起来确实会有点硬。与先前我在Soho区Celine精品店里摸了很久的真包相比，它的毛绒感要弱一些。但是这不过是一个漏洞，因为这点“差异”只会轻触到我的肩膀，而不是别人的肩膀。
无论我背着包走到哪里，一团奇怪而复杂的情绪都笼罩着我。我联系了更多卖家，买了更多假货，希望能摆脱这种情绪。我带着一个价值100美元的Gucci 1955 Horsbit在欧洲各地度假；我曾背着Celine Triomphe在曼哈顿参加名流云集的派对，我打扮得漂漂亮亮，迎接我的是陌生富裕人士的赞许，以及欢迎我进入他们圈子的微笑。
奢侈品包袋给人一种自鸣得意的优越感，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但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高仿包也会如此，乃至更甚。矛盾的是，这只假包是在一个小工厂里，由无名工人通过复制别人设计生产而来的，说来很普通，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又相当具有独创性。
Thurman告诉我：“这是一种包容的排他性。手提包是一种小小的奢侈，它是唯一不具牺牲性的时尚单品。”那些有着冷冰冰的尺码标签和死板形状的衣服相当残酷，它们会让穿着者感到恐惧或失望。与之相比，手提包则不会让人感到羞耻，只会让人感到愉悦。
她的理论是:“当你穿上珍贵的东西时，你会无意识地认为自己变得更珍贵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都需要一点鼓励，当你穿着一件24.99美元的衣服，却挎着一款奢侈品牌手提包，你会觉得自己变特别了。这是大众错觉。但时尚产业就是围绕着大众错觉而运行的。大众错觉什么时候能变成现实？”
Volkan Yilmaz在TikTok上名为Tanner Leatherstein，有大约80万粉丝，他们都是为了看他将Chanel或Louis Vuitton包从接缝处拆开，从质量和工艺的角度评估其是否“值得”购买的。Yilmaz告诉我：“奢侈品包的成本从来都不在于它的材质。”
不断复制一个创意所带来的利润只会流入一个大公司的口袋，这正是许多年轻消费者认为山寨包比正品更好的原因。对他们来说，在一个“低价赝品”横行的世界里，如眼影或电子产品等，仿冒的奢侈品并非是一个“不道德的丑闻”，而是一个巨大而令人愉悦的公开秘密。支持仿制品的群体对大型奢侈品公司抱持着一种嗤笑的心态，他们坚持以人为本。手提包是“一种可批量生产的物品 —— 它不是挂在博物馆里的东西，” Kirstin Chen对我说。她的小说《赝品》的灵感来自于那个欺骗了百货公司的弗吉尼亚女人。
29岁的TikTok创作者 Jordan T. Alexander曾制作过关于仿制包袋的视频，她告诉我，有时她认为它们是“时尚的民主化”。在拉斯维加斯向顾客出售进口仿品包的Trina说，她发现有色人种的中产阶级女性对仿品最感兴趣，她们似乎终于得以鼓起勇气进入一个不同的世界：“包会让女人变得更有气质。一个女人走出Target百货，弯腰进入自己的车，感觉特别棒？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
面对全球范围内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如今已经不再流行把昂贵的东西封存起来了。女演员Jane Birkin并不在乎假铂金包的存在。2011年她在接受《Vogue》采访时说道： “每个人都有一个或想要一个铂金包，这很好。要是人们想买正品铂金包，行。要是想买仿品，也行。我真的认为这无关紧要。”
那么我自己到底是原始意义上的势利，还是当代意义上的势利？我曾经痴迷于价值数千美元的名牌包，因为我觉得它们难以捉摸且难以得到，但现在，借由高仿品的方式，它们已触手可及，我就不再真的想要它们了。在某种程度上，我开始意识到，追求这些东西是毫无价值的。
我问Kelly如何看待她的客户们，以及他们对这些工艺精湛、造型普通而往往缺乏审美和想象力的小物件的痴迷。我渴望她能抚平我的不安，撕开秘密的缝隙，揭露出一些深刻的东西。
“你知道，中国有句老话，”Kelly告诉我。
我本以为她是要背几句古诗，或者是把高仿品带来的快乐及其本质用一些美妙的谚语描述出来，以调和我们对仿制品的共同热爱和人类对现实主义的坚持之间的矛盾。但Kelly，这个在世界另一端长大的，务实且有商业头脑的人，并不觉得我那种细枝末节的西式焦虑有什么有趣的地方。也许她是误解了我的意思。Kelly接着说：“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
编辑：戚茂盛
排版：Jac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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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艺术中文版